4月28日，毛泽东在致总前委，粟裕、张震并告刘伯承、张际春、李达的电文中称：“我方对英美侨民（及一切外国侨民）及各国大使、公使、领事等外交人员，首先是美英外交人员，应着重教育部队予以保护。现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，英国亦极力想和我们做生意。我们认为如果美国（及英国）能够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，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……美国援助国民党反共的旧政策已破产，现在似乎正在转变为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。”

　　刘伯承、邓小平、陈毅到达南京后，即严格检查违反外交政策的事件。5月5日华东局、总前委通报了包括擅入美国大使馆在内的几起重要违纪事件。《通报》指出：“我军未奉命令，毫无事故，仅因为好奇随意闯入私人住宅，任何时候均属错误。就是对本国人住宅亦是错误的。特别闯入外侨住宅，因语言不通，更易招致误会。对外国领事馆驻地，依国际外交公法是不受检查的，故更不应擅自闯入。”“我军对各大使馆、领事馆派岗哨，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外侨，不是去妨碍其进出自由。把保护了解为看犯人样的看管或监视是错误的。故今后决定对各国使领馆无必要时不派岗哨，只派部队在附近警戒巡逻，防止特务暗害。在我军指定范围内，一般不妨碍其行动自由。”

　　此前，4月29日，粟裕即命令24军前往南京接防，35军调往杭州归还第7兵团建制。24军进入南京前，专门进行了三天城市政策教育。兵团首长亲自作报告，首先对营以上干部交代政策，如保护外侨、看管物资、巩固团结等问题，然后在连排干部战士中进行教育，制定措施。其实本来35军的纪律总体上说是相当好的，24军接防南京后，更是军纪严明，加强了对外国使馆的保护。

　　司徒雷登亲身感受到共产党人给南京带来的新气象。他后来回忆说：“所有的外国人总是被阻止离开他们的住处，据说这纯粹是一种谨慎的措施。共产党特别关心我，所以我完全不离开我的住宅。”他在楼上可以看到外边的活动，共产党军队严明的纪律使他很受感动，相比之下，对国民党的失败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他写道：“共产党是一个使人痛心的对照。他们完全没有个人的贪污，军官和士兵全有密切的共同生活，简朴而勤劳，受了严格的纪律训练。当他们进入南京时，这一切都很明显。差不多对于民众完全没有不应有的举动，他们向老百姓借用了许多东西，但十之八九把这些东西完全还清，或赔偿。……他们的士气甚为旺盛，操练和训话每天都在我们大使馆周围的空地上不断举行。所以我们对于这一层得到了看得见的证据，和许多听得见的证据。”他希望能与共产党接触，建立关系。

　　这时黄华已经从北平调任南京市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。他是原燕京大学学生，抗战时期赴延安参加革命。解放战争初期在北平军调部工作，与司徒雷登有过接触。离开北平时，周恩来交代给他的任务是接管南京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，并以私人身份与司徒雷登接触。5月7日，黄华会见了他的燕京大学校友、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。傅泾波转达司徒雷登的话说：美国已经停止了对蒋介石的援助，这次国民党撤退，他决定留在南京不走，就是希望同中国共产党接触，这点已获艾奇逊国务卿的同意。傅泾波还说，司徒雷登盼望与黄华会见，现在是美国对华政策改变时期，老校长应该是能够完成这一转变的最佳人选。黄华答复说，会见的事考虑后再说，美国援助蒋介石的政策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失，创痛极深。空言于事无补，需要美国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，才能逐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。

　　司徒雷登的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国的美南长老会传教士，清末同治、光绪年间主管杭州基督教天水堂，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在天水堂教士住宅（今杭州下城区耶稣堂弄），会讲一口纯正的杭州话。从血统上说，他是一位纯粹的美国人。而用司徒雷登自己的话来说，他“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”。11岁时，他回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，在那里曾被人讥笑为不会说英语的怪物。在大学期间受“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”的影响而转到神学院，立志于传教。

　　1904年，结婚后的司徒雷登携妻子重新回到杭州，成为第二代美南长老会传教士。1905年开始从事传教工作，并努力学习中文，钻研中国文学。1908年，32岁的他开始在现位于南京上海路的金陵神学院教授希腊文。1910年，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。辛亥革命时兼任美国新闻界联合通讯社驻南京特约记者。1912年年初，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，以驻华记者身份到场的司徒雷登是仅有的两名在场外国人之一。